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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9章 杀招（第3页）

处于擂台西侧的卓敬望着隐藏在云层中的初升朝阳，陷入了短暂的思考。

汪与立为第一次出手所选择的“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的这句话，非常的巧妙。

显然对方出山后，是对当下学术界的种种思潮和争论，有着起码的了解的。

因为这句话并非出自孔孟，而是出自荀子，颇有点“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意思。你们变法派的大儒们不是主张把荀子抬回儒家五圣里面吗？那好，我开头就用荀子对于义利的观点来反驳你们。

能驳回来你们心里也得堵挺慌，因为你们否定了自己人为抬高的荀子的观点；要是驳不回来，那好，我就直接就赢了。

事实上，这句话正是荀子的义利观核心之所在，出自《荀子·大略》。

原文是：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

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

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

意思就是义和利是人必有的两面，尧舜也不能让百姓不去追逐利益，但能让他们追逐的利益不战胜道义，桀纣则反之，所以说“义”能战胜“利”就是治世，反之亦然。因此，天子不应当在意财物多少，诸侯不应该谈论利害。

荀子大部分思想是符合变法的，但这条被单捡出来，那就是汪与立在拿荀子来赤果果地打变法派的脸。

不过，卓敬是何许人也，作为大明第一才子一代目，他可谓是遍览群经，很快就找出了应对之术。

你不是拿荀子来说事吗？好，那我直接拿“北宋五子”说事。

论断章取义，单独拿出对方所倾向的先哲的某一条话语来辩驳，谁不会呢？

卓敬澹然开口道：

“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此言自有解法，不需我来解释，先贤早有定论。”

“横渠先生有言，利之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犹言美之为美。利诚难言，不可一概而论故为政者，在乎足民，使无所不足，不见可欲，而盗必息矣。”

这句话出自“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意思是利对于百姓来说是利，但是对于士大夫和国家来说，都不叫做利，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所以说当政的人，只要恰当地满足百姓的欲望和利益需求，那么就不会存在社会混乱的现象。

用来解答汪与立的问题，就是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最起码来说是太过于绝对了，如果二者基本相等，不需要谁战胜谁，那么就不会出现乱世。而且对于百姓、士大夫、国家这三个群体来说，同样是“利”，但含义不同。

这里面需要额外提一句张载说这句话的时代背景，毕竟哲学观念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的，如果不提具体的时代背景就拿北宋的人说的话跟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说的话进行对比，那就等同于刻舟求剑，是毫无意义的。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三冗问题愈发严重，社会问题和外部压力造成了我铁血大宋急需大笔钱财来养数以百万计基本毫无用处的厢军和官员，并且向每一个邻国支付每年不断增加的岁币。

简单的来说，就是搞钱的压力太大了，所以得先修改一下传统的道统理论，毕竟要是大家天天言义不言利，耻于搞钱，搞钱不道德，那怎么过日子呢？义是没法当钱花的。

所以北宋时期的“义利之辨”开始了，张载作为关学掌门人，屁股站在了支持搞钱的这一方，也就有了刚才的那番话。

回到正题，卓敬以“北宋五子”的话语来回敬汪与立，从立题到立意，可谓是无懈可击。

而且虽然理学通常主张“古人胜今人”，但荀子这个教出了韩非、李斯两个徒弟的古人，在儒家体系里显然是有点特别的，所以汪与立也不好说荀子就比理学创始人之一、孔孟道统传人的张载更对，否则《明报》断章取义一下，明天头版头条就成了

——“金华学派掌门人师道先生认为荀子远胜孔孟”。

听着台下的一片喝彩之声，汪与立闻言面色不变，苍老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他本来就没指望靠着刚才的出招直接秒杀卓敬这种级别的大儒，若是卓敬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或者没有相对完美的解法，其实才是怪事。

毕竟，义利观是儒学的核心命题，都被各个学派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吵烂了，说句夸张的比喻，正反双方辩手的答桉若是写在纸上，怕是比鹅湖里的水都沉。

他静静地等待着卓敬的回合发起。

卓敬看着跪坐在当面的汪与立，轻轻开口说道。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

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

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反人之情矣。

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

吾幸蒙太祖高皇帝拔擢，跻身于庙堂迄今已有十五年矣。

太祖高皇帝曾与吾言：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

今乡里愁叹之声尚犹未息，百姓常有冻饿之虞，岂非太祖高皇帝未曾施仁义于天下乎？”

卓敬的反击，是在说利和欲都是正常该谈论的，光说利和欲，而不以礼规范，那么其实是违反人之常情的，所以孟子说“何必曰利”是过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