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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1章 小白菜与举人（第2页）

诡异的情况出现了，沈祥在使用银针探查尸身喉部时，发现银针触碰之处竟然变为了青黑色，而且颜色无法擦去，这分明是砒霜中毒的一个显着特征。此情此景，让沈祥陷入了困惑与犹豫。

在一旁观察的沈彩泉洞察了沈祥的疑虑，忍不住问道：“葛品连究竟是怎么死的？”沈祥思索片刻，提出了生烟土中毒的可能性，认为这可能是导致葛品连死亡的原因。

然而沈彩泉对此提出了质疑，坚称生烟土中毒通常源于主动吸食，与葛品连的死前状态并不相符，他坚持主张葛品连是砒霜中毒身亡。两人在现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在这场激烈的争辩中，他们都忽略了极为关键的一点——用于检验尸体内毒物的银针并未经过皂角水清洗，其检测结果的有效性因此大打折扣。

最终，在一团混乱与匆忙中，沈祥做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声称葛品连死于服毒。

目睹这一切的县令刘锡彤，面对这份漏洞百出的仵作报告，却如获至宝，他顺水推舟，借机将矛头指向了杨乃武与毕秀姑，指控他们合谋毒害了葛品连，从而一手策划出了一场震惊朝野、曲折离奇的冤案。

在阴森的大堂之上，小白菜——葛品连之妻，被强行带至公堂受审。她遭受了残酷至极的刑罚，双手十指被拶夹，胸部更是被烧红的铁丝刺透，背部更是承受了滚滚沸水的烫烙（据《申报》记载）。在如此惨无人道的逼供之下，小白菜身心俱疲，终于被迫按照县令刘锡彤的设计，假认自己与杨乃武因不正当关系而谋害了亲夫葛品连。

凭借着这份得来不易的所谓“招供”，刘锡彤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地迅速下令逮捕杨乃武归案。然而，杨乃武身为新晋的举人，按清朝律例本不应遭受刑讯。刘锡彤为达目的，狡猾地上奏杭州知府陈鲁，请求剥夺杨乃武的举人资格，以便合法对其用刑。按规定，此事还需层层上报，由陈鲁转报浙江巡抚杨昌濬，再由杨昌濬递交给清廷御批。然而，在同治皇帝的批复还未下达之前，急不可耐的刘锡彤已迫不及待地对杨乃武实施了严刑拷问。

面对这凭空捏造的罪名，纵然经历多次审讯，杨乃武始终坚贞不屈，矢口否认。刘锡彤见状无计可施，只得再度提审已然心有余悸的小白菜。面对恐怖的刑具，小白菜颤栗不止，不敢改变先前的供述。刘锡彤便据此认为案件已经“水落石出”，并洋洋得意地将所谓的验尸记录与审讯详情上报给了上级陈鲁。

恰在此时，同治皇帝的御批终于下达，命令将杨乃武、小白菜二人解送杭州府进行二次审理，以求真相大白。

杭州府知府陈鲁，一向鄙夷读书人，主观臆断杨乃武是个喜欢挑事、专司诉讼的不安分子。因此，当杨乃武甫一抵达杭州府，旋即遭遇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酷刑：先是痛苦不堪的跪钉板、炙热灼人的跪火砖，再到令人骨裂筋伤的上夹棍、吊天平架，残酷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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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轮又一轮的刑讯逼供下，杨乃武终究肉体凡胎，无力抵挡，被迫承认了与小白菜通奸，并用砒霜毒杀了葛品连。至于至关重要的砒霜来源，杨乃武被逼无奈，只得编织了一个谎言，说是从仓前镇“爱仁堂”药铺店主钱宝生那里，借口灭鼠而购得。

陈鲁闻得这般“口供”，大感满意，认为此案已了结，迅速做出裁决，判处杨乃武死刑立即执行，小白菜则被判凌迟处死。随后，他将该案结果上报给了浙江臬司蒯贺荪。

浙江臬司蒯贺荪接手此案后，内心产生了疑窦。同样是举人出身的他难以接受，一个刚刚步入仕途的新科举人，会为了一个女人而甘愿放弃大好前程，甚至不惜以身犯险。毕竟，对于杨乃武而言，中举就意味着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为此，蒯贺荪决定亲自复审杨乃武和小白菜。然而，他所不知的是，这对饱受摧残的男女，早已在严刑之下耗尽了所有的抵抗意志。面对蒯贺荪的审讯，回忆起过往的种种黑暗遭遇，他们已经万念俱灰，只求速死，不愿再忍受更多的皮肉煎熬以换取翻案的机会。因此，蒯贺荪得到的依然是之前的“供词”，丝毫未能动摇原先的判决。

蒯贺荪为进一步核实案情，特意召见了余杭知县刘锡彤和杭州知府陈鲁，询问他们在审讯过程中的具体情况，是否有违法操作或冤枉无辜。然而，急于结案的两人，怎么可能承认曾滥用酷刑迫使无辜者认罪？他们一致保证，此案铁板钉钉，不存在任何冤情。

蒯臬司面对如此局面，只能摇头惋惜，感叹这位年轻的新科举人真是误入歧途。无奈之下，他只能按照司法程序，将案卷递交给浙江巡抚杨昌溶审核。

鉴于杨乃武曾经的身份，杨昌溶不敢轻忽，特派候补知县郑锡滓乔装打扮，秘密前往余杭暗中查访。然而，意想不到的是，郑锡滓不仅没有深入调查，反而一头扎进刘锡彤家享受美食美酒，收受了刘锡彤的贿赂，对杨乃武供述的药铺“爱仁堂”及其伙计“钱宝生”（实为钱坦）的真实情况置若罔闻。事实上，这名“钱宝生”是当地乡绅陈竹山找来的替罪羊，他受到恐吓后不得不违心承认卖给杨乃武砒霜。

酒足饭饱的郑锡滓返回杭州后，竟拍着胸脯担保此案确系“公正无私”，毫无冤情可言。杨昌溶见状，基于现有“证据”及郑锡滓的调查报告，认为此案证据充分，遂迈出最后一步，将此案正式上报朝廷，等待刑部的回文核准执行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死刑。

眼看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命运即将走向绝望的终点，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翻案希望渺茫。

故事并未就此落幕，一场惊天逆转正在悄然酝酿，等待着揭开真相的那一刻。

就在各级官员翘首期盼刑部的审批回复期间，身处囹圄、心如死灰的杨乃武，在胞姐杨菊贞竭力恳求与激励下，强忍绝望，颤抖着手写下了那份泣血的申诉状。这份状纸承载着他沉冤待雪的最后希望，由他新婚妻子詹彩凤——即杨詹氏的妹妹，怀抱坚定信念，奔波于杭州各大衙门之间，试图洗刷冤情。

一路申诉却处处碰壁，徒劳无功。面对一次次挫败，杨菊贞并未妥协，她深知弟弟的清白唯有通过最高途径才能昭雪，于是毅然决定亲自携带申诉状北上京城，直接向皇帝告御状。

初次上京之路充满艰辛，杨菊贞四处碰壁，财力几乎耗尽，孤立无援之际，幸得当时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慷慨解囊，给予援助。虽然初次尝试告御状未能如愿，但她并未气馁。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炎炎七月，杨菊贞携同詹彩凤再次踏上了艰难的进京之旅。

这次，她们在胡雪岩穿针引线下，有幸接触到时任刑部官员的浙江同乡夏同善。夏同善的出现，仿佛一线曙光照亮了这对姐妹孤注一掷的申诉之路，预示着这场扑朔迷离的冤案将迎来峰回路转的关键转折。

在浓厚的乡土情谊驱动下，夏同善这位刑部官员伸出援手，为杨家姐妹铺设了一条寻求公正的道路。他建议她们逐一拜访京城内的三十多位浙江籍高官，并将满载冤情的状纸分别送达步军统领衙门、刑部以及都察院，力求扩大影响，唤醒更多正义之声。

同时，夏同善并未袖手旁观，他深知此案非同小可，遂果断将案情通报给刑部右侍郎翁同龢。翁同龢在详细审阅诉状后，深深被其中的冤屈激起义愤，遂奋笔疾书，起草了一份激昂的奏折，直呈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两位宫中主宰。

慈禧太后在阅读奏章后，心中涌起同情之意，遂颁下一道震撼朝野的懿旨，特别指定浙江巡抚杨昌濬必须重启此案，彻底查明真相。

面对皇太后的亲自干预，杨昌濬不敢有任何怠慢，只得硬着头皮，调集了湖州知府锡光、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以及黄岩知县陈宝善四位官员，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联合审查团队，共同对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进行重新审理，以期拨云见日，还事件一个清晰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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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案件热度攀升，上海《申报》紧抓社会焦点，连续追踪报道，使得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犹如烈火烹油般迅速燃遍江南大地，进而震动了整个大清王朝的庙堂江湖。

迫于汹涌的舆论压力和慈禧太后的权威震慑，参与此次重审的所有官员均不敢再滥用酷刑。杨乃武与小白菜抓住机会，双双推翻了先前被逼无奈承认的“口供”，声泪俱下地控诉自己遭受的屈打成招之苦。

眼看真相即将浮出水面，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冤情有望昭雪，命运却在此时陡生波折——正当关键时刻，同治皇帝不幸驾崩，国丧之下，此案被迫暂停审理，陷入停滞。

面对迟迟未能结案的局面，刑部给事中王书瑞上奏朝廷，质疑杨昌濬等人有意包庇、拖延案情进展。于是，朝廷改派浙江学政胡瑞澜作为钦差大臣，负责复审此案。

杨乃武和小白菜满怀期待的曙光转瞬即逝，迎来的却是更为严酷的现实。这位钦差大人胡瑞澜手段狠辣，较之先前的刘知县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昼夜不停地对二人进行严刑拷问，杨乃武的双腿在酷刑之下被夹折，小白菜的十指亦被拶刑至脱落。在无尽的折磨下，二人在万般无奈之下，再次被迫作出了虚假的供认。

光绪元年，十月初三的清晨，紫禁城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胡瑞澜，这位一向以铁面无私自居的官员，怀揣着结案陈词，步履沉重地走进了皇太后的宫殿。他向两宫皇太后及年幼的光绪皇帝递交了奏折，言辞凿凿地表示此案并无冤情，应按原审判定罪。

在宫殿的另一端，杨乃武心如死灰。他深知，胡瑞澜的这份陈词，无疑是将他推向了深渊。绝望之中，他提笔给自己写下了一道挽联：“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邢台，乃武归天。”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对胡瑞澜这个草菅人命的糊涂官的讽刺与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