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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7章 精神病院逃逸者（第1页）

寒风呼啸的冬夜，大巴窑的街头灯火阑珊。凌晨两点，当大多数人都沉浸在梦乡中时，一位年轻的木匠，我们暂且称他为阿木，却刚从电影院出来，脸上还挂着与女友看完电影后的甜蜜笑容。他哼着小曲，步伐轻快地回到了位于大巴窑7巷大牌11号的家。

等待电梯的间隙，阿木的目光被楼道口的一个褐色旅行包吸引。那包鼓鼓囊囊的，就像装了个小宇宙似的。他四下张望，四周静悄悄的，连只夜猫子都没见着。

好奇心这玩意儿，有时候就像个调皮的小鬼，非要让人去探究个究竟。阿木心里咯噔一下，想着：“这谁丢的包啊？不会是什么宝贝吧？”他刚伸出手想打开看看，突然注意到包底似乎有淡淡的红色水印，包身上还有斑驳的印记，顿时心头一紧：“不对，这感觉不妙啊！”

阿木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警察很快赶到现场，小心翼翼地打开旅行包的拉链。随着拉链的滑动，一个血淋淋的头颅露了出来，紧接着是扭曲如婴儿的尸身。死者是个年仅9岁的女童，名叫黄秀叶。她有着8个哥哥姐姐，本该是家中的小公主，却在这寒风中遭遇了不测。

据法医鉴定，黄秀叶在遇害前遭受了残忍的性侵，她的生殖器官有伤痕，直肠内也检测出了精液。凶手在给她注射了镇静剂后强奸了她，然后又用手捂住她的口鼻，使她窒息而亡。警方在现场盘问了大约250人，但线索寥寥无几，调查陷入了僵局。

就在大家还沉浸在黄秀叶遇害的悲痛中时，两周后的一个下午，又一起悲剧发生了。在大牌10号与11号之间的一棵树下，有人发现了一个男童的尸身。他名叫加扎利，是个10岁的马来小男孩。前一天他还和表兄弟们在玩耍，结果遇到了一个假意寻求帮助的神秘女子。两人随后坐上了一辆出租车，从此便没了音讯。

法医检查后发现，加扎利死于溺毙，虽然并没有性侵的迹象，但他的背部有灼伤，手臂也被戳穿，血液里也检测到了镇静剂。这两起案件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但警方却仍然一头雾水。

大巴窑的夜晚再次笼罩在了恐怖和谜团之中。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是一滴鼻血，也能成为揭露真相的线索。话说这凶手，大概做梦也没想到，正是那倒霉孩子鼻子里的“红宝石”一路洒落，成了指引正义使者上门的“红色丝带”。警察叔叔们沿着这串“红色密码”，直捣黄龙，来到了大牌2号的七楼，敲开了林宝龙那扇“是非之门”。

林宝龙，四十有一，家里老大，从小就走上了“不归路”，兼职当起了“神明代言人”。别看他顶着“乩童”的名号，实际上就是个打着神棍旗号的江湖骗子。他的业务范围广得很，对女士们，那是财色兼收，两手都硬；对男士和老太太，他则“手下留情”，仅限于财物交流，还算有点“职业道德”。他的看家本领非“针与蛋”的魔术莫属：先给针来个“黑炭妆”，巧妙地让它潜入鸡蛋内部，再用神秘粉末封印缺口。仪式上，鸡蛋几经转手，咒语一念，蛋壳一敲，顾客们看到黑漆漆的针，当场就被唬得一愣一愣的，信以为真，乖乖掏腰包。

更绝的是，林宝龙的私生活比他的骗术还精彩。他居然和老婆、情人过上了“和谐”的三人世界。这老婆陈梅珠，原先是舞池里的花蝴蝶，和已婚的林宝龙擦出了“爱”的火花，成功上位。谁知道，嫁过去才发现，这林宝龙简直就是“恶魔在身边”。但架不住暴力和恐吓的“特殊疗法”，陈梅珠硬是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仅成了老公的帮凶，还被迫“内外兼顾”，甚至遵照林宝龙那套“阴阳大补论”，和马来青年、自家亲弟弟上演了一出“伦理大戏”。

至于那位情妇何家凤，原本只是个单纯的客户，却被“针与蛋”迷得七荤八素，丢下了家庭。林宝龙更是“艺高人胆大”，用电疗的幌子，把何家凤的老公送上“西天”。何家凤虽然因此精神错乱，但林宝龙倒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把她接回家，冠上了“圣妻”的名号，继续他们的“神仙日子”。这剧情，编剧看了都得说一声“服”！

话说警方踏入林宝龙那间昏暗小屋，仿佛一脚踏进了《聊斋志异》的片场。迎面就是一个神台，直挺挺地对着大门，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神器和神像，有的还涂着鲜红的液体，气氛诡异得能拍鬼片。林宝龙那时穿戴整齐，看起来就像要参加“百米冲刺大赛”，实则是准备脚底抹油开溜。

厨房里的血迹，林宝龙先是说成是蜡油，后来又改口是鸡血，可惜法医专家一出手，立刻真相大白——人血无疑。家里其他地方，比如冰箱、房间地板，血迹斑斑，就像是在玩“找血迹大冒险”。但真正让林宝龙等人栽跟头的，却是藏在电话簿里的那张小纸条，上面赫然写着两位受害人的名字，简直是“自曝家丑”的典范。就这样，林宝龙和他的“红粉知己”们被一锅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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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室里，三人坦白从宽，说干这些是为了“报复社会”。原来，林宝龙在1980年底的“神棍生涯”差点翻车，被顾客举报，警方正对他虎视眈眈。这下，林宝龙怒了，决定上演一出“大戏”，转移警方视线。他自编自导自演，宣称被印度神“时母”附体，忽悠陈梅珠和何家凤这两个“忠实信徒”，说只有献祭孩童才能让警方转移火力。

于是乎，这两位“迷妹”开始了她们的“猎童计划”。1981年1月24日，何家凤在教堂“捕获”了无辜的黄秀叶，用糖果屋的套路把她骗到了“狼窝”。接下来的剧情，就像是黑暗版的“午夜盛宴”——食物和饮料里掺了氟西泮，小秀叶一睡不起，林宝龙便借着“神的名义”对女孩施暴。

午夜时分，三人上演了“窒息游戏”，还上演了一出“血色仪式”，用孩子的血涂抹神像，确保“仪式”到位。为了确认“任务完成”，他们还用冷水和电击做了个“终极测试”。之后，可怜的小秀叶被装袋，像垃圾一样丢在了组屋电梯旁。

2月6日，第二个孩子加扎利也落入了他们的圈套。同样的配方，不同的反应——这孩子对药物不太感冒，迟迟不睡。林宝龙急了，只好上绑绳大法。怎料，孩子醒来后拼命挣扎，三人慌了神，一顿“江湖绝技”糊脸，最终让孩子“安静”了下来，重复了之前的血腥仪式。

这番操作，简直就是一场荒诞的“邪教大戏”，最终等待他们的，自然是法律的严惩。

话说那场“家务大作战”，男童临终前的奋力挣扎，让林宝龙家成了“灾难现场”——呕吐物、大小便、还有那触目惊心的鼻血，满屋子的“自由创作”。陈梅珠成了“临时清洁工”，而林宝龙和何家凤则忙着“处理”后事。可偏偏，一滴叛逆的血迹漏网，成了警方的“邀请函”，让三人组的“清洁大作战”功亏一篑。

两天后，法庭成了三人新的舞台，他们被控两项谋杀，辩方则搬出了“精神失常”的老戏码，力图把三人描绘成“精神病院逃逸者”。然而，控方律师不买账，证据展示得跟推理小说一样精彩，指出他们作案时的冷静与狡猾，直指他们冷血无情，专挑弱小下手。

这案子，火得就跟夏天的冰淇淋，街坊邻里一提林宝龙，那眼神都能喷火，法院门口更是成了“围观群众集散地”，大家都等着吃瓜吃到最新鲜的那一口。

终于，1983年5月25日，大戏迎来了高潮。人群涌动，只为一睹“审判时刻”。法庭里，座位比彩票还抢手，短短15分钟的判词，比电影预告还紧凑。法官大人直接给三人的“精神病”辩护泼了冷水，形容林宝龙是“邪恶的阴谋家”，陈梅珠则是“狡猾狠毒的帮凶”，至于何家凤，虽然有精神分裂的背景，但案发时状态稳定，也得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最终，三人被判绞刑，林宝龙那句“谢谢法官大人！”成了他的“告别演出”。

林宝龙，一夜间成了“全民公敌”，连他的律师都收到了“地狱来信”。而那位控方律师，则是春风得意，直奔局长宝座，只是七年后，自己也因贪污进了班房，这反转，比电视剧还狗血。

这起案件，多年后仍是新加坡人心中的“恐怖片”之首，尤其是住在案发地附近的居民，提到林宝龙，那愤怒的小火苗，依旧在眼底燃烧。这故事，成了邻里间流传的“都市传说”，提醒着人们，人性的暗角，有时比黑夜还要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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